楊家駿的父親楊裕昌來自山東，那日如往常去上學，沒想到卻無預警地成為流亡學生，跟著學校在戰火中逃難。

所幸父親想辦法請托校長，將一塊金磚轉交給他，楊裕昌於逃亡路中請銀樓將金磚打成好幾張金箔，以換取食物，由於戰時物價高漲，一張金箔竟然只能換一個饅頭。

而楊裕昌留下了最後一張金箔，作為保存紀念。兒子楊家駿於父親離世後，才從父親的友人聽到金箔的故事，便將此裝框，並掛在辦公室最顯眼之處，與每位經過的訪客，訴說這一段家族的歷史記憶。

97歲的王傳賢當年因戰亂成為山東流亡學生，後來又因戰亂從軍，一路流徙到臺灣，他最後悔的，便是當年離家時沒給母親磕頭，等到數十年後再返鄉，只能在母親的墳前跪拜…。

94歲的管玉成是一名空軍少將，也是我國軍機修護的後勤英雄，比起前線飛官，他靠著雙手撐起天空的後盾，是空軍戰力不可或缺的角色，然而榮光背後卻有著一段戰亂流徙的經歷。

生於山東荷澤的他，由於家中經營酒廠，生活還算優渥，但抗日戰爭爆發後迎來巨變，日軍不僅佔領家鄉、燒殺擄掠，家中的酒廠也因此無法經營，但戰火中，他與日本人有了另類接觸。

「我們家的屋子，當時曾租給一家日本商人住，那個日本人很喜歡我，他就教我講日語啊，所以這個日文字母到現在我還都背得出來」管玉成說。

戰亂中，父親堅持要讓孩子受教育，所以管玉成光小學就讀了兩所才畢業，只是隨著國共內戰逐漸升溫，1948年他因而成了流亡學生，開啟了跟著學校逃難的日子，從山東、南京一路南下，流徙的日子苦不堪言。

「路上什麼吃的都沒有，我最苦的時候還吃過白紙，每天身體發冷發熱，身上還長了疥瘡….每往向南走一步，我就哭一下，因為離家又更遠了，到最後一直走到福建，到了廈門我就知道『完了！我這輩子回不了家了』。」管玉成回憶。

1949年10月，管玉成在混亂中擠上了船，到了臺灣，抵達高雄時，看著人們穿著木屐、說著日語，一瞬間他還以為到了日本，然而抵臺後學校早已解散，他在高雄街頭四處流浪，過著乞丐般的生活，直到後來才進入臺南的汽車廠工作，但他並沒有忘記要繼續念書，還憑著一己之力考上了臺南一中。

「我報名的時候就跟他講，我是從大陸來的流亡學生，我什麼證件也沒有，他給我報名，我就考進去了！校長是廣東人，特別批准我免學雜費，我很感恩他，所以我很用心讀書，在學校功課很好。」

高中畢業後，管玉成考上空軍機械學校，畢業後分發至第五大隊，開啟了漫長的飛機修護生涯，在桃園機場一待25年，由於個性嚴謹又吃苦耐勞，很快就受到重用，八二三砲戰爆發時，他不分晝夜整備75架F-86戰鬥機，更維持高妥善率，是空軍戰力不可或缺的幕後英雄。

1962年，解放軍飛行員劉承司駕駛著米格-15飛至桃園機場投誠，當時管玉成不但目睹這一切，更參與軍機的調查處理，立下功績，種種表現，讓他一路從少尉升至少將，還曾擔任後勤司令部參謀長。

回首過去，儘管一生遭遇許多苦難，但管玉成對於能在臺灣落地生根，心中充滿感恩，唯一的遺憾就是沒能好好孝敬父母。

從流亡學生到空軍少將，管玉成憑藉著毅力，讓逆風成為飛得更高的力量，即使隱身在機翼下，卻依舊撐起無數人的天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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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過無數真實經歷口述影音，還原大時代的離合悲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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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0歲的周義祥是一名山東流亡學生，從小長於戰亂，他深知在戰火下能夠讀書多麼不易，來臺後不但努力考上臺大，更進入行政院主計處負責統計工作，在那個還沒有電腦的年代，所有普查資料一律用算盤來做，龐大複雜的數據，遠超乎常人想像。

一張張單薄的信紙，裝得下多少名為思念的重量？

97歲的王傳賢生於山東，家中重視教育，然而17歲時受到國共內戰的影響，不得不離開老家，自此成為流亡學生，心中也埋下了對家人的愧疚。

「離家那個夜裡，媽媽和奶奶看著我離開，但我沒有走過去向他們磕頭道別，想不到那就是最後一面了。」王傳賢感傷地說。

王傳賢後續成為了青年軍，並參與平津會戰及登步島戰役，隨著部隊於動盪年代四處移動，也讓他深感此生將回不了家，曾在舟山群島海邊放聲痛哭。

來到臺灣後，儘管展開了新生活，順利組建家庭，也在退伍後努力考上公職，但王傳賢的心中始終惦記著母親，無奈兩岸開放探親後，公務員的身分使得他無法立即返鄉，直到退休後才再次踏上故土，然而母親卻早已離世。

「跟家裡聯絡到以後，才發現母親先前也一直在打聽我的消息。對我媽媽來說，所有的希望及期待都在我身上，所以她不斷叫我哥哥及嫂嫂一定要找到我。」王傳賢遺憾說道。

那些無法親自說出的話，透過筆尖寫下一封封真情流露的手稿，王傳賢在紙上呼喚著母親，將記憶摺疊進永不泛黃的紙頁。

一路走來起起伏伏，如今珍惜著每一刻與妻子及女兒的相處時光，這份幸福的平淡，已是王傳賢最大的心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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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5歲的樊湘濱，是山東流亡學生，他回憶，當年跟著學校流亡到南京時，本以為國民政府會照顧落難的學生，怎料，接待的公務員十分官僚，再加上時局混亂，學生們便群情激憤，在南京市區到處鬧事，最終逼得南京政府要他們趕快撤離。

「那是一個戰爭、悲慘的年代，能爭取去上課，聽點東西、學點東西，就已經很幸福了！」

今年90歲的周義祥，2024年才剛拿下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碩士，成為該校有史以來最年長的畢業生，他這一生熱愛學習，更珍惜能讀書的任何機會，因為他是在戰亂中長大的孩子。

1935年生於山東金鄉，周義祥的童年不僅適逢抗日戰爭，家鄉也有國軍與共軍在打游擊戰，山東淪陷後，他與姊姊成為流亡學生，跟著山東第三聯合中學向南遷徙，一路行經徐州、湖南、再到廣州，最終在1949年搭船抵達澎湖，有別於多數學生在澎湖被強迫當兵，當時才14歲的他，因為年紀小逃過一劫，後來被編入澎湖防衛司令部子弟學校，這令他十分感恩，因為至少能繼續念書。

「我們把自己的行李鋪在地板上，教室前面是黑板，後面就留給學生們睡覺，白天坐起來以後，就在原地上課，那時候沒有書、也沒有紙，每天都吃不飽，老師就在黑板上講課，我們就聽！」周義祥回憶

1953年，在教育部主持下，澎湖防衛司令部子弟學校遷至彰化員林，並改名為「員林實驗中學」，周義祥也因此到了臺灣本島，歷經戰亂，讓他更珍惜讀書的機會，後來努力考上了臺大農經系，畢業後進入桃園農校教書，隔年更在師長引薦下，進入行政院主計處工作，展開近40年的公務員生涯。

在主計處工作時，周義祥在多個單位負責統計工作，主辦過全國家庭收支調查，也參與過全國農漁業普查、工商服務業普查、戶口普查等等，龐大的數字及繁瑣的細節，令人難以想像。

「那時候還沒有電腦，有很多數據是用算盤來做的，我們怕它會錯，還要一遍遍驗算，尤其那個家庭收支是全國的，從規劃到調查、到資料審核，要一直報告至本部，那是非常辛苦的。」周義祥回憶

只是，在勤勤懇懇的公務生涯之餘，周義祥一直思念著山東的家人，兩岸尚未開放前，他就透過轉信連繫上母親和哥哥，得知父親已經過世，為了與家人見上一面，雙方特別約在香港見面，為了彌補這段缺失的親情，周義祥後來更以以香港難民的名義，將母親接到臺灣奉養長達15年，直到卸下公職身分後，才又帶著母親回鄉，直到她以100歲高壽過世。

而退休後的周義祥，人老心不老，仍然熱衷學習新的事物，十多年前，他開始接觸基督教，因而開始讀經上教會，87歲時更進入中原大學宗教所就讀，成為研究生，並於兩年後畢業，成為該校有史以來最年長的畢業生。

「我為了去上課，就在中原大學附近租屋，每天早上都是第一個到教室，從來不曠野缺席，我們這些從小流浪、受苦受難的，能夠有學習的機會都很珍惜，所以年輕人千萬不要浪費了自己的青春，要好好珍惜啊！」

年輕時的苦難，成為了周義祥的養分，更滋養了他的人生，即便90歲高齡，至今仍不斷學習，是活到老、學到老的最佳典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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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9年出生的樊湘濱，是臺灣美術教育的重要推手，他來自山東，曾是一名流亡學生，戰亂的經歷不只影響了他一生，也造就了他日後對美術及教育的熱情。

他出生於山東惠民，由於祖父是中學老師，從小就在祖父的教導下寫了一手好字，但隨著國共內戰爆發，他成為流亡學生，隨著濟南第一臨中向南逃難，大批學生在徐州集結後，隨即到了南京，本以為南京政府會照顧這些流亡學生，怎料遇上了態度消極的公務員，導致學生們群情激憤。

「你想那個流亡學生，千辛萬苦到了南京，那你教育部接待的人，最少有點同情心，結果他們照常下班，大家很憤怒啊，就霹哩啪啦把他們揍了一頓。」樊湘濱回憶

當時，大批流亡被安頓在下關的廢棄倉庫，由於時局混亂、再加上眾人都歷經九死一生才逃難來南京，因此不少學生便集結在市區橫行霸道，還因此有了「丘九」的綽號。

「一般不是都稱士兵為『丘八』嘛，『兵』字上下拆開來就是丘八，那我們學生因為太苦了，情緒比士兵還壞，他們就叫我們『丘九』，坐火車、吃東西不付錢，幾千人在南京市到處亂竄，鬧得政府後來說『這批學生給我限期搬走』！」樊湘濱說

1949年，樊湘濱跟著學校到了廣州，本來要再搭船到澎湖，他卻在當地遇見了一名大學生，因緣際會跟著該名學生到了臺灣，這成了樊湘濱人生重要的分水嶺，不但幸運躲過了澎湖七一三事件，來臺後更努力考上師範大學美術系，畢業後成為了一名美術老師，甚至還在新竹師專成立了當時全臺唯一的師專美術系。

「當時全臺沒有一個師專有美術科，大家觀念就是覺得國、英、數主科才重要，副科的美術音樂就是人家不想幹的，我那時就想，我們學美術的，人家不重視自己要重視嘛，尤其是這個美術教育，這樣下去不行，我說『辦』！」樊湘濱表示

當時，臺灣的小學美術課，多半由導師兼任，也不太注重專業師資，樊湘濱成立美術科後，便開始帶著學生寫教案、製作教材，從幻燈片到錄影帶，嘗試用多元方式啟發孩子的美感，這樣的想法，後來獲得教育部肯定，更委託他編纂教材，樊湘濱的理念因而推廣到全臺小學，為國小的美術教育扎下根基。

幾十年的春風化雨，讓他獲得教育部頒發的終身成就獎，誰會料到，一個歷經戰亂的流亡學生，來臺後會對本土美術教育有如此大的貢獻呢？

如今年過九旬，好學的樊湘濱仍每天讀書練字、頤養性情，回顧人生，他給自己下了這樣的註解：
「至樂莫過讀書 至要莫如教子
丹青不知老將至 高貴於我如浮雲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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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從年輕就一個人出來，一直活到現在，自立自強、自由自在。」

96歲的鄧曙，1928年生於山東棗莊，當時，位於棗莊的中興煤礦是中國三大煤礦之一，因而成為日本人的目標，1938年就被出兵佔領，因此才十歲的鄧曙，從小受的是日文教育。

「我讀小學的時候，校長就是日本人，中國的小孩常常被日本學生欺負，追著打。我個子很矮，坐在第一排，老師教完日文就會點我起來念，如果叫到誰不會念的，就會用日文大罵『混蛋』。」鄧曙回憶。

當時，棗莊常常有游擊隊，在夜晚偷襲日軍，為了避免百姓跟游擊隊勾結，居民常常被集中到大禮堂睡覺，游擊隊打不到日軍就放火燒房子，所以鄧曙從小就要跟哥哥提水去滅火，遇到兩軍巷戰就在角落躲子彈，這就是她的童年生活。

抗戰勝利後，為了幫忙家計，鄧曙輟學報名了鎮上的藝工班，學唱歌表演，怎料此時國共內戰愈打愈激烈，某天夜裡，共軍攻進城裡，她揹著一床棉被就跟著逃難，連家人都來不及聯絡。

逃難的日子異常辛苦。當時正值徐蚌會戰前夕，大批難民往南逃，往往是一邊躲子彈，一邊討飯吃，有車子坐順風車，沒車子就靠著雙腳徒步走。沿途喝生水，挖野蘿蔔吃，腳底起水泡了也不敢稍作休息，就怕掉隊了會被共產黨抓走。

當時是十月底，北方已經很冷了，她穿著薄棉袍、薄棉褲，跟著逃難的隊伍一路往南，一路上飢寒交迫，還得躲子彈，餓了就沿路挖田地裡的蘿蔔、或去敲門乞討，走到腳底都起水泡了也不敢鬆懈，生怕一脫隊就會被共軍抓走。

鄧曙思來想去，還是跟著學校走比較保險，因此她走了上百公里到位於南京的教育部，恢復了自己的學生身份，隨後便馬不停蹄趕往瓜州，與流亡的師生們會合，自此她成了流亡學生的一份子，跟著濟南第四聯中南遷。

「教育部當時有發給每人一塊袁大頭，讓我們想辦法去廣州集合，到了廣州別人都去買吃的，但我買了一把口琴。」

琴音為離家的日子，帶來撫慰和力量，隨後她便跟著學校一路到了廣州、再上船到了澎湖，被編入「澎湖防衛司令部子弟學校」後，1953年又隨校遷至彰化員林。畢業後，鄧曙取得小學教師資格，也與同鄉的先生結婚生子，共組家庭。

兩岸開放後，離家近50年的她終於踏上故土，才得知母親已經在文革的時候過世，回到家鄉連墳墓都沒有。第二次再回鄉時，大姊也走了，時至今日，鄧家的長輩只剩她一人。即便如此，她依舊樂觀開朗，鄧曙的「曙」，是逃難時她替自己改的名字，也期許自己能積極向上，光明正大。

歷經抗日、內戰，如今96歲，每日運動不輟，身體仍十分硬朗、笑口常開， 簡潔的名字，映著她獨立不拘的個性，更透著她一生向光的期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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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22年出生的遲振銘，一出生就歷經戰火。國共內戰爆發時，他正在山東煙臺就讀初中，不料學校的師生一個個遭到共產黨鬥爭，「他們用剪刀在皮膚上剪就算了，之後還抹上鹽巴！」看到這樣的景象，讓他決定跟著學校一起南遷，16歲的他，自此成了一名流亡學生。

離家時，母親替心愛的兒子親手做了烙餅，遲振銘原以為可能短短幾個月就能回去，殊不知，這一走就是整整40年！

跟著學校一路流亡，從青島、杭州、上海、再到湖南，超過一千公里的路程，對16歲的遲振銘而言，既想家又折磨，中途有好幾度打算返鄉找家人團聚，沒想到卻接連五次都失敗，路斷了、船不開了！在戰亂之中，他怎麼樣就是回不了北方，最後只好跟著學校到了臺灣。

抵台的第一站是澎湖，在那裡遲振銘又歷經了七一三事件，眼看自己認識的校長及同學陸續被槍斃，無奈之下只能選擇從軍，之後隨著部隊到處移防，顛沛流離的生活，導致身體吃不消，最後只能提早退役。

民國77年，他終於踏上返鄉之路，沒想到這趟旅程又是一波三折，在廣州碰上了廣交會、飛機臨時不飛，改到北京又遇上人民大會，被困在當地，最後花了整整半個月，才終於到了山東煙臺，「等了將近40年，我終於回家了！」這條回家之路，真的太漫長了。

大時代的命運，又有誰能逃得過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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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怨，那時候沒什麼怨恨。」 91歲的梁爾玉帶著濃濃鄉音，向我們訴說他的顛簸一生：「那時候沒有選擇，民國38年的時候，不當兵幹什麼！」。

出生於山東鄆城的梁爾玉，1948年，正在讀高中的他，還來不及向母親道別，就成了流亡學生，跟著學校一路從濟南、浙江、廣州、最後抵達臺灣澎湖。從小就愛讀書的他，被迫入伍當兵，但儘管戰爭導致他學業中斷，梁爾玉仍不放棄任何一個讀書的機會，從軍之後，積極爭取每一個進修機會，最後赴美留學，甚至以55歲之齡考上了台大外文系！

讀書是他終生的志業，但他這一生還有個更大的遺憾，就是離開家鄉後，未能再見到母親一面！

步入耄耋之年的梁爾玉，受訪時侃侃而談，眼角皺褶裡卻有著滿滿的無奈與心酸，那個年代的孩子光是要在戰亂中生存就不簡單了，念書對他們而言是件多麼奢侈的事。

希望梁爾玉的故事能讓人感受烽火學子的苦難，也讓現今年輕人體會能讀書是件多麼幸福的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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