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最好的老師、最好的校園設備，我們從戰亂的地區到南京念書，那簡直像到了天堂生活一樣。」

來自山西沁縣的閻沁恆，是政治大學的名譽教授，也是「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」少數僅存的學生之一，談起在校生活，93歲的他雙眼發亮、興奮地跟我們描述著這所傳奇的學校。

「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」1928年建於南京，主要招收在北伐及辛亥革命中
陣亡將士的子女，抗日戰爭爆發後曾一度解散，1947年抗戰勝利後復校，校長為蔣中正，實際掌管校務的則是主席校董蔣宋美齡，為了讓遺族子弟受到良好教育，遺族學校採住校制，食衣住行皆由公費支出。

「我們學校旁邊就是農場，還有醫務室、游泳池，蔣夫人那時候買了幾十條奶牛，所以我們每天早上除了饅頭稀飯外，都有鮮奶可以喝！」

92歲的當代藝術家霍剛，也是遺族學校的學生，他回憶，當時這所學校可是大陸的「模範學校」，校方引進歐美的教育理念，除了書本知識外，也強調「手腦並用」，分為初中及高中部，從師資到教學設備全是一流，住校生活也有專人照顧，連當時隔壁的政治大學師生都羨慕不已！

「蔣夫人常常坐著一部黑色轎車來學校看我們，她說我們都是她的兒子，所以我們遺族都叫她『蔣媽媽』。」

遺族學校的校友會長段劍瀛說，在當時，能進入南京遺族學校就讀，是一種榮耀，學生們「走路有風」，在校園裡還能享受最棒的教學資源，在那個戰亂年代中十分難得，也因此每個人都很珍惜能念書的機會，更把學校當成家庭、師長就是家長。

只是好景不長，才復校一年左右，學校就因為國共內戰而被迫南遷，五百名學生中，最後約三百人決定跟著學校逃難，一行人就這樣在戰火中踏上了流徙之路。

「南京城當時到處是暴民啊！我們高中部當時二十幾個學生，就拿出軍訓課的獵槍保護大家，跟校務人員商量後，把有價值的物資變賣，雇了二十部大卡車，就從南京開始逃亡。」閻沁恆說

1949年除夕當天，約300名學生、加上幾名校務人員開始南遷，一行人先坐卡車到杭州、再搭火車南下至廣州，最後在佛山的鄉下祠堂住了四個月，沿路上全是逃難的人潮。

「逃亡的生活很苦，我們算幸運了，有地方住還有東西吃！我們在廣州時，天天吃水煮青菜，好多人生病、營養不良，得腳氣病、肺結核的很多。」

1949年7月，300多名學生終於等到了開往臺灣的船隻，基隆下船後，先安置在臺北的大橋國小，隨後才前往師大附中寄讀。

「當時很多學校不願意接受我們，因為我們300人要吃要住啊、不是普通的學生，後來師大附中的黃澂校長他就大發慈悲，接受了我們這批學生，安排我們住在學校的體育館、吃飯就在大禮堂。」閻沁恆表示

但這樣寄讀生活僅維持半年多，後來因為時局緊張，政府沒辦法再照顧大家，便決定將300名學生分發到各個學校，隨著最後一屆學生解散，「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」也正式走入歷史。

「年紀大的就去軍校、其它還有師院、農校可以選，當時很多人都去念師院，因為畢業後可以當老師，生活較穩定。」霍剛回憶

特別的是，當初這批遺族學校學生，後來有一部分人去報考了臺大，雖然他們有整整一年都在流亡，無法畢業，但由於校長是蔣中正，最後破例以高中同等學歷去報考大學，起初有很多人不看好，沒想到憑著在南京打下的基礎，竟然有不少人都考上了臺大，這可跌破了許多人眼鏡！像是閻沁恆和哥哥倆人，正是臺大歷史系的畢業生。

在戰爭的磨練下，這批遺族學校學生，長大後多數人都成就非凡，像是知名體育主播傅達仁、畫家劉國松、藝術家霍剛等，還有海內外無數的企業家、教育家等等，全都是遺族學校的子弟。

70多年過去，來臺時才十多歲的學生們，如今都已經白髮蒼蒼，三百人歷經生老病死，如今也只剩下數十人，他們一起在南京念書、又一塊流浪到臺灣，一路上同甘共苦，那樣的情感比家人還要緊密。

「我們以前每年都有一次大型聚會，但現在人數比較少了，陸續過世了，就變成每個月都會固定聚餐，交待一下彼此近況。」

93歲的王振松認為，他們這一批是最幸運的孩子，因為抗戰之後，中國有多少孤兒，他們有幸能到南京就讀遺族學校，受國家的栽培，戰亂中又能安全地抵達臺灣，展開新的生活，「沒有遺族學校，就沒有現在的我們，越是年紀大越珍惜這個緣分和感情！」

從南京到臺灣，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，是大時代的傳奇，也是遷臺歷史的最佳見證。

搶救遷臺歷史記憶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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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0多歲的霍剛，是臺灣的當代抽象藝術大師，他的作品融合了東西方的精神元素，幾何構圖，風格極簡、卻富有詩意，在國際間擁有極高評價，但鮮少人知道，這位藝術大師，其實曾歷經過抗日戰爭、國共內戰，還在戰火下一路顛沛流離、跟著南京遺族學校來到臺灣。

出生於南京的霍剛，五歲時就爆發抗日戰爭，由於擔任軍人的父親因公病故，在母親四處奔走下，15歲那一年，他進入了南京遺族學校，展開了住校生活。

南京遺族學校，專門招收在革命中陣亡將士的子女，他們的父親為國殉職，因此國家出錢讓他們的遺族接受教育，從師資到所有設備，都是當時最好的，連附近的政治大學學生都羨慕不已。

「學校有農場、游泳池、甚至還有牛奶場，蔣夫人是常務校董，她常常不定時來巡視學校、探望大家，第一句就是問我們『牛奶好吃嗎？』」

在那個年代，學校有游泳池、甚至有牛奶喝可是很不得了的，霍剛回憶，在戰亂時學校提供了一個良好的讀書環境，因此所有學生都很感激國家的栽培，愛畫畫的霍剛，也是在當時受到美術老師俞士銓的啟蒙，開始對寫生透視產生興趣，只是才念了一年多，學校就因為國共內戰而決定南遷，學生們因此跟著學校一路從南京、杭州、流徙到廣州，民國38年才搭船來臺。

來臺後，300多名遺族學生被安排在臺北的師大附中寄讀，才讀了一個多學期就因為時局不穩被分發至各地，南京遺族學校也因此走入歷史。

霍剛後來進入臺北師範學校就讀藝術科，畢業後成為美術老師，1957年，他與七位畫友成立東方畫會，為臺灣現代藝術的先鋒，7年後，他打算到歐洲去發展，不料當時仍在戒嚴時期，想出國可是困難重重。

「僑委會要保人，然後我是後備軍人、也要保人，團管區的還跟我說『當兵你要回來喔，反攻大陸你要回來喔』！」

霍剛後來排除萬難，千辛萬苦終於到了歐洲，在義大利米蘭一待就是50個年頭，期間他以海外僑民的身份回南京探親，見到了老母親和兄弟姐妹，也彌補了心中的遺憾。

如今年逾九旬，他定居在臺北，持續創作。但講到南京遺族學校，霍剛說那是他這輩子最美好的回憶之一，也是他這輩子最感激的事情。

從遺族子弟到藝術大師，從大陸、臺灣到歐洲，霍剛的人生就像一場奇幻漂流，他是遷臺歷史的最佳見證者，而那些戰火下的遭遇，也成為他日後的創作養分，豐富著他的人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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