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｜黃麗華

遷臺路線：海南島→廣州→臺灣

1959年(民48)出生於嘉義市眷村金門新村的梁功斌，趕上紅葉、金龍少棒的熱潮，從小在眷村瘋打棒球，長大後他與臺灣棒球界結緣很深，是少數能參與兩大職棒聯盟運作的高層，出任過那魯灣育樂公司執行副總與中華職棒聯盟秘書長。

 

父母隨軍隊來臺    落腳嘉義眷村

梁功斌的父母跟隨軍隊從大陸撤退來臺灣，爸爸梁新全是湖南石門人，媽媽吳慶蘭是四川內江人，兩人在國共內戰期間結婚。梁功斌說，爸爸是媽媽的第二任丈夫，媽媽的第一任丈夫在戰亂死於國共內戰，帶著年幼女兒再嫁。

父親是陸軍少校，先行來臺。媽媽則獨自帶著姐姐到海南島搭小船到廣州，再換大船到臺灣高雄，落腳後到臺南住進倉庫，再到嘉義市與父親會合，並且在金門新村定居，生了三個兒子，第二個兒子過繼給一位四川同鄉。

梁功斌(前排右一)五歲時與家人合影，二排右起為大哥、父親、母親、二哥，三排為姐夫與姐姐。母親手上抱著剛出生的小外孫。

梁功斌的童年印象，眷村大約有六十戶人家，來自不同省份，與他同年的孩子共有八男一女，逢年過節都好熱鬧，大人們打麻將，小孩則是玩撲克牌。

 

開心的眷村童年

梁功斌在眷村度過最開心的童年生活，他抓小鳥賣錢、養鴿子、水池撈魚、田間烤蕃薯等，農村能做的好玩事，他都做過。他買來一個特殊的鳥籠，放上誘餌，再舖上香蕉葉，等待小鳥跳入陷阱，最多曾在一個上午抓到六十隻，他說：「如果是綠繡眼，一隻就可以賣到五毛錢，對我而言，是很棒的經濟來源。」

 

兒時住的眷村，附近就是嘉義監獄，裡面有一個大農場，種植各種蔬果，村裡的孩子常跑去偷摘，還會從水池釣魚或是撈魚帶回家享用。嘉義監獄的農場成了眷村孩子們的後花園。

「監獄裡的犯人早上有固定的上工時間，我們小孩則是清晨出門，在他們的池塘釣魚，在外役犯人上工前，把戰利品帶回家。」梁功斌記得有一回釣得太專心了，忘了注意時間，犯人進到農場發現他們，同村的孩子一哄而散，有的鄰居匆忙逃跑忘了穿拖鞋，回家被揍一頓。還有一次，他們在農場控窯，蕃薯和生火的竹子都是就地取材，沒想到，警察突然出現抓住兩人，梁功斌掙脫了，可是另一個鄰居小朋友卻被抓回村子，梁功斌當然因此又被老媽打了一頓。他們也曾為了進嘉義師專打棒球，和校工起爭執，哥哥打了對方一棒子，被送到派出所。梁功斌說，他們趕緊報上母親的大名，結果只被警察訓誡了一頓，就給放回家了。原來，因為母親是家喻戶曉的熱心村長，所以闖禍時只要說出自己是梁太太家的孩子，大人們多半會看在母親的面子上輕輕放過。

 

父親到嘉義後被解編，出任村里幹事。梁功斌記得小時候會幫著爸爸發放腳踏車的車牌，因為「以前騎單車必須出錢買車牌，就像現在機車與汽車必備車牌一樣。」

 

記憶中的父親話很少，病重彌留時，梁功斌還是小六學生，跟著大哥搭客運夜快車上臺北榮總。躺在病床上的父親似乎等著看他們兄弟倆最後一眼，向父親道別之後，一旁的世伯要他們趕緊去理髮，兄弟倆剃了光頭，父親就離世了。一行人將父親的棺木送回嘉義，在眷村外設置的靈堂放了一個月才下葬。梁功斌不清楚為何要等這麼久才安葬，但他清楚記得在那段時間都沒辦法好好上學，這也是童年最愁雲慘霧的一段時期。

 

冥冥中註定大哥要當軍人

梁功斌說，哥哥似乎冥冥中註定要當軍人，父親從未要求哥哥念軍校，哥哥小名是「小軍」，父親的字叫「凱軍」，父親以「凱」字為哥哥命名，「軍」字成了哥哥的小名。

父親過世那年，正逢大哥梁功凱參加大學聯考，因為喪父之痛影響考試，沒有考上國立大學，加上家中經濟狀況幾乎五窮六絕，為減輕家計，哥哥決定報考海軍官校。

讀軍校之後一路表現出色的哥哥，後來以第一名考取公費留學，赴美拿到碩士學位，回臺負責武器採購。

 

談到父親早逝而沒能看到大哥的軍職成就，梁功斌數度哽咽。他說，父親在世時對哥哥的要求很高，相信爸爸一定對大哥的成就引以為傲。大哥也始終惦念父親，即使在服役期間經常奉派出國，但每次出國前後，都會到父親墳前祭拜。

長兄如父，哥哥對梁功斌這個弟弟則是呵護備至。他還記得大哥在海軍官校畢業那年的敦睦艦遠航，帶回來給他的禮物是一支剛上市的碳纖維網球拍和一臺錄音機。

 

親如父親的老管家周叔

梁家還有一位四川老管家「周叔」周銀清，原是部隊傳令兵，後來投靠梁家，終生未娶，梁功斌是在他的悉心照顧下長大成人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
梁功斌收在皮夾的照片，一手帶大梁功斌的「周叔」周銀清。

在梁功斌心中，周叔是比自己父母還要親暱的長輩，就像白先勇筆下的玉卿嫂。他的皮夾，至今還放著一張周叔的斑駁黑白照，每回聊起周叔，他總是忍不住掉淚。

 

從小愛棒球   閩南語超溜

梁功斌從小玩棒球，就讀的林森國小有球隊，打的是紅藍色的橡膠球，小朋友用掃把或香蕉柄當球棒。愛打棒球的梁功斌一直很想買個手套，但一個手套要一百八十元，他只好把媽媽給的早餐錢省下來存進竹筒，存夠了才去文具店挑手套，「當時我也不懂，想說花這麼多錢，就買個最大的吧，結果就買了捕手用的手套。」他說這個手套大概是他們眷村裡的第一個棒球手套。

 

創下全村擁有第一個棒球手套紀錄，梁家也是村裡第一戶換用瓦斯爐、買電視、安裝電話的人家。他記得當年收看威廉波特少棒賽轉播時，家中院子擠進四十多人一起看球賽、喊加油，不但熱鬧，更讓他感到風光極了！

 

雖是外省第二代，梁功斌的閩南語卻說得很溜，他說，「可能因為我對語言很有天賦，學得很快，加上眷村外面都是本省人，隨時聽得到閩南語，自然就朗朗上口。」

 

大二暑假，梁功斌參加閩南語演講比賽，拿到第一名，代表參加村里文化推展營隊，到臺南協助閩南語政令宣導長達一個月，練就他一口流利臺語。後來，他應徵中華職棒聯盟播報組，剛好也考了臺語，他順利錄取。

 

開放返鄉探親之後，梁功斌說，媽媽生前曾和大姊回過四川老家幾次，得知娘家悲慘的遭遇，外祖父在文革中遭到鬥爭過世，外祖母悲傷地在家中上吊自盡。他記得媽媽說過，以前在老家，訂做衣服都是請裁縫來家裡量尺寸，「算是有錢人家吧，才會被共產黨歸為黑五類。」

大哥梁功凱因為不曾和父母親的家鄉親人連絡過，對探親與政治活動都沒興趣，只和臺大EMBA同學一起參加過與北大、清大的交流活動。至於梁功斌自己，曾經有好幾年定居於北京，也去過大陸很多地方。但他沒去父母親的老家，反倒特地去了周叔的家鄉四川省大足縣。有很長一段時間，梁功斌投入協助兩岸棒球的發展，以及大陸棒運的推廣，他用這項運動拉近兩岸的距離，也牽起這份對父母故鄉的情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