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18年出生的赵文艺，是中华民国第一届女性立委，历经过抗日、内战，烽火的洗礼使得她成为爱国知识份子，更勇于向时代发声，实践对文化与教育的理念，不仅有「文艺界老佛爷」称号，更是文教界著名的女斗士。

生于陕西城固，由于父亲是名医，家中无论男女皆尽力栽培，因此自幼聪慧的赵文艺，读中学时就有「才女」之称，也热爱文学，然而随着父亲早逝、家道中落，赵文艺就读高中时，就与另一半张振蜇结婚。

先生张振蜇同样出生书香世家，结婚时还在就读大学，但即便婚后需要打点家务，赵文艺始终没放弃念书，1938年她更考进西北联大的师范学院，成为县城里首位上西北联大的女生，然而抗战爆发后，她的爱国之心也被激起。

「蒋夫人当时号召所有妇女上庐山，我母亲就上去了，那时候抗战她们有去演话剧，要那个日本兵不可以打中国人，那时候日军空袭我妈妈曾流掉了一个小孩，所以她也决定，抗战若不胜利她就绝不怀孕。」赵文艺小女儿张立雪说。

抗战胜利后，赵文艺一边教书，同时也积极参与公共事务，后来更被推举为第一届女性立委候选人，尽管当时没选上，却在国共战火中顺利递补上空缺，并于1949年以公职身份，和丈夫及大女儿来到台湾。

抵台后，赵文艺带着强烈的使命感担任立委一职，尤其从政生涯中，特别关心儿童福利与教育问题，更坚守着中华文化的传统。

「她是非常严肃的一个人，任何事情都从教育的观点去看，像当时的情歌流行歌，她认为那叫靡靡之音。她的想法好像中国自古的戏台，就是在教忠孝仁义
，那个净化歌曲就是她搞出来的。」大女儿张立雪回忆道

对赵文艺而言，文化必须兼具教育功能，不能只是娱乐消遣，也因此在1970年代，她曾经接获家长投诉，家中孩子因沉迷布袋戏想要上山学艺，当时她便联络时任新闻局长宋楚瑜，要求在推行国语的政策下，台湾应该减少布袋戏的播放时段。

「宋楚瑜后来选总统时，就被人家说『他杀了那个史艳文』，然后我就说不对！ 史艳文是我娘杀的，宋楚瑜背了黑锅。」小女儿张立雪笑说。

但尽管个性虽然强悍，赵文艺的文笔却清丽醇厚，她曾撰写过许多文学作品，里头充满浓浓乡愁、也表达着对国家社会的期许与热爱。两岸开放后她曾数次返乡探亲，但母亲已不在人世，兄弟姊妹更沦为黑五类，遭到共产党批斗。

「我大舅本来是国民党的书记，后来他劳改完了回到老家，才发现我外婆早就过世了。不能够陪伴她们的父母老去，这是她们那一代最大的遗憾，她们是历史的牺牲品。」大女儿张立礼感慨地说。

1991年，随着国会改选与修宪，赵文艺结束了43年的从政生涯，但她在政坛及文艺界的成就，仍深深影响着后人，尤其对张立礼、张立雪来说，母亲一直都是她们的偶像。

「她给我最大的遗产就是她的身教，她是永远不放弃的一个斗士。我妈妈其实每次跟我讲，妳做事情，尽力就好！」

历经战乱，使得赵文艺的人生与国家同在，即便结束了43年的从政生涯，卸下公职后仍致力于写作与教育，直到2014年辞世，以近百岁高龄辞世。

她是勇于发声的新时代女性，也是战乱中的爱国知识分子，身影虽已远去，但一生奉献给教育，其理念始终不曾消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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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岁的曹惠美，是前中广资深播音员，字正腔圆的她常被听众猜测来自哪里，殊不知，她的家乡在南投，由于日治时期父亲被派到北京工作，因此，曹惠美生于北京，更讲得一口流利的京片子。

抗战胜利后，曹惠美全家回到台湾，并住在台中，当时台湾刚光复不久，正推行国语教育，这也让曹惠美与姊姊被邀请到台中师范附小上学，还成了师长眼中的「国语模范生」，然而在家里父亲却不准他们说台语。

「回来台湾以后，不知道为什么我爸不许我们说台语，所以我们全家到现在都说国语，我跟我姊台语是偷偷学的，我们俩说台语都偷偷的说。」曹惠美回忆

也因为流利的口条，曹惠美从小就到处参加演讲比赛，还曾获选为优秀青年代表。高中毕业后，为了帮忙家计，在偶然的机会下，她进入了中广台中台，意外开启了广播之路，回想初期，曹惠美常被播音系统搞得手忙脚乱，但最让她印象深刻却是戒严时期的各种「禁忌」。

「有警总禁的、有文化局禁的，当时有很多禁歌，本来《绿岛小夜曲》也要禁唱，歌词里有什么在月夜里飘啊飘啊、小船飘啊飘(暗讽政局不安)，这些都不行，还有一首什么《一树桃花千朵红》，播了一次就不许再播了，因为「千朵红」啊！ 」曹惠美笑说

由于声音清亮，主持风格又活泼，曹惠美很快就以新人之姿，成为中广台中台的当红明星，也成了阿兵哥心里的梦中情人，不但每天有收不完的信件礼物，还多次到离岛劳军，当时甚至闹出了不少笑话。

「有一天我在金门，晚上大家坐在那聊天，我就拿着手电筒照到上面去，旁边人马上说『不能照上面！』太亮，人家对岸会看见，那时候哪里懂！」

也是与广播的缘分，让曹惠美遇见了另一半！先生曹鸿庆是军人，也是她电台的粉丝之一，当时是清泉岗基地的装甲兵上尉，两人同姓，加上个性契合，交往一年多便决定结婚，而婚后的曹惠美，边顾小孩边投入电台工作，更两度获得金钟奖的殊荣。

回想当年，误打误撞成为播音员，却没料到广播会替她人生带来这么多美好回忆，家在南投、生于北京，随后又在台中用声音陪伴大家，时代的契机，造就了曹惠美的不凡人生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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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8年底，随着国共战火延烧，国民政府后来将故宫文物分三批运往台湾，并集中安置在雾峰北沟，直到1965年11月，故宫博物院才在台北士林外双溪正式复院。

高龄102岁的陈眼，是台中雾峰人，也是故宫博物院少数仅存的资深技工，他40岁时进入北沟故宫工作，一开始负责打扫清洁，对于北沟时期的故宫印象深刻，当时环境虽克难，但故宫国宝仍吸引不​​少外宾来访，印象最深的便是伊朗国王来访时的盛况，甚至还为此临时盖了一条路，在附近的学校也饲养了孔雀为了迎宾。

1965年故宫博物院迁往台北后，陈眼也跟着到士林外双溪，并在器物处担任技工一职，工作内容便是文物的存放摆设与管理，他回忆，器物处当时为故宫最大的单位，包含了瓷器、铜器、玉器与杂项等四大类，遇到要展览或有外宾来访，便要去库房里将文物拿出来，由于每个物件都十分珍贵，工作要求也特别严格。

他回忆，曾经有位日本人来看一个陶瓷杯，看完后说要出一亿来买，陈眼赶紧回覆对方「这些文物都有身份证的，不可能对外贩卖」；印象最深的，还有故宫藏品「象牙雕升官图牌」，由于超过100件图牌大大小小堆叠一起，在取出跟展示时得格外小心

在故宫博物院工作20年，直到退休，陈眼见证了文物在台湾的迁徙历程，更对故宫人以性命典守文物感到佩服，以身为故宫的一份子为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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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3岁的曾金鹏，生于日治时期的龙潭客家庄，四岁时由于二战爆发，动不动就要躲避空袭，因此小学毕业后便没有再继续升学，10岁左右就到叔叔开设的中药行当药童，从切药、晒药开始，努力学习相关知识，20岁便独当一面开始配药。

当时，台湾医药尚未发达，许多百姓又因为穷苦没钱看病，因此不少居民会去龙潭当地著名的龙元宫，向神农大帝求「药签」，形成独特的药签文化。男女的签桶各有100号，向神明叙述病征后，再求签掷筊，最后再拿着签诗到药行里拿药，据说十分灵验。

曾金鹏早年开设药行时，就接了不少药签，尽管后来随着卫生局禁止及医疗普及，药签文化逐渐没落，但曾金鹏的药行仍保留了大量的手写签诗，以及早期的药剪、药船碾槽等珍贵器具，宛如中药行的活字典。

如今，龙元宫的庙火依然兴盛，而曾金鹏仍跟小女儿一块经营着药行，从日治到光复，小小的店几十年来一直秉持着客家人的脚踏实地，守护着龙潭居民，而曾金鹏始终孜孜不倦，守护着药签文化，也认为诚信与善意，永远是最睿智的人生药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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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礦，曾是臺灣經濟發展幕後的重要功臣，而位於猴硐的瑞三煤礦，從日治時期便大規模開採，全盛時期每日都有超過500名礦工進坑，為北臺灣礦業文化極為重要的一環。

生於猴硐的周朝南，父母及兄弟姊妹全是礦工，他從小就很會念書，還考上基隆一中，但17歲那年卻因為父親受傷，不得不幫忙家計，自此開啟了在坑道內搏命的黑金人生。

「以前男女礦工非常不平等，男礦工如果能賺100塊，女礦工只能賺60塊而已，我當時想阿母這樣會做到死，我就跟她說，那我不要讀書了，我去幫妳作工，我媽還反對說『你不要當礦工，都是沒有用的人才會去當礦工。』」周朝南回憶

再不甘不願，為了生計，周朝南仍踏上挖礦之路，只是每天在漆黑狹窄的坑道內，必須忍受高溫潮濕，以及可能隨時會坍塌的風險，每次進去工作都像在搏命。

「你看溫度高、濕度高，煤礦是黏得要命，我也沒辦法穿衣服，都打赤膊，所以身體都會被煤炭磨擦得遍體鱗傷，岩盤在挖掘過程當中，如果沒做好支撐，砰一聲就壓下來，命就沒了，所以說礦工一早來上班，臉上是沒有笑容的，只能在進去前一直抽菸，彷彿這一口菸就是我人生的最後一口菸。」周朝南說

在礦坑工作四十多年，周朝南曾多次目睹各種生離死別，印象最深的便是民國73年的礦災，因火災造成釀成百人死傷，周朝南當時幫忙去坑道內搶救，但看到的景象宛如人間煉獄。

「我們形容那就像原子彈爆炸，你看到那個慘狀，你會很傷心呢！剛開始找很難找人，第五天以後就靠屍臭去尋人，人清出來時肚子已經破掉、腸子跑出來，怎麼辦？把它裝回去啊！臺灣礦工的習俗，如果在礦坑裡面死掉了，你不把他抱出來，如果用擔架或礦車把他載出來，他的靈魂會留在礦坑裡面啊！所以我常說煤炭是用礦工的鮮血生命去換出來的。」

隨著一次次災變、以及能源轉型，礦坑後來漸漸沒落、礦工數量也急遽減少，但周朝南心中總對這份工作有著使命感，因此他開始搜集過往的照片及器具，將早期礦坑內的珍貴歷史保存下來，後來更成立了「猴硐礦工文史館」，展示著早期挖礦的生活及各種工具，自己跟妻子則是解說員。

「這些文史文物，本來日本人要跟我買1000萬，我沒有賣給他，我要留給臺灣政府，這是我們臺灣的經濟發展過程，也是我礦工6000多個朋友犧牲掉換來的 僅存的一些歷史紀錄。」

如今周朝南守護著煤鄉的記憶，也持續訴說那些埋藏在地底的故事，讓礦工的身影在時代更迭中能被重新看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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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4歲的管玉成是一名空軍少將，也是我國軍機修護的後勤英雄，比起前線飛官，他靠著雙手撐起天空的後盾，是空軍戰力不可或缺的角色，然而榮光背後卻有著一段戰亂流徙的經歷。

生於山東荷澤的他，由於家中經營酒廠，生活還算優渥，但抗日戰爭爆發後迎來巨變，日軍不僅佔領家鄉、燒殺擄掠，家中的酒廠也因此無法經營，但戰火中，他與日本人有了另類接觸。

「我們家的屋子，當時曾租給一家日本商人住，那個日本人很喜歡我，他就教我講日語啊，所以這個日文字母到現在我還都背得出來」管玉成說。

戰亂中，父親堅持要讓孩子受教育，所以管玉成光小學就讀了兩所才畢業，只是隨著國共內戰逐漸升溫，1948年他因而成了流亡學生，開啟了跟著學校逃難的日子，從山東、南京一路南下，流徙的日子苦不堪言。

「路上什麼吃的都沒有，我最苦的時候還吃過白紙，每天身體發冷發熱，身上還長了疥瘡….每往向南走一步，我就哭一下，因為離家又更遠了，到最後一直走到福建，到了廈門我就知道『完了！我這輩子回不了家了』。」管玉成回憶。

1949年10月，管玉成在混亂中擠上了船，到了臺灣，抵達高雄時，看著人們穿著木屐、說著日語，一瞬間他還以為到了日本，然而抵臺後學校早已解散，他在高雄街頭四處流浪，過著乞丐般的生活，直到後來才進入臺南的汽車廠工作，但他並沒有忘記要繼續念書，還憑著一己之力考上了臺南一中。

「我報名的時候就跟他講，我是從大陸來的流亡學生，我什麼證件也沒有，他給我報名，我就考進去了！校長是廣東人，特別批准我免學雜費，我很感恩他，所以我很用心讀書，在學校功課很好。」

高中畢業後，管玉成考上空軍機械學校，畢業後分發至第五大隊，開啟了漫長的飛機修護生涯，在桃園機場一待25年，由於個性嚴謹又吃苦耐勞，很快就受到重用，八二三砲戰爆發時，他不分晝夜整備75架F-86戰鬥機，更維持高妥善率，是空軍戰力不可或缺的幕後英雄。

1962年，解放軍飛行員劉承司駕駛著米格-15飛至桃園機場投誠，當時管玉成不但目睹這一切，更參與軍機的調查處理，立下功績，種種表現，讓他一路從少尉升至少將，還曾擔任後勤司令部參謀長。

回首過去，儘管一生遭遇許多苦難，但管玉成對於能在臺灣落地生根，心中充滿感恩，唯一的遺憾就是沒能好好孝敬父母。

從流亡學生到空軍少將，管玉成憑藉著毅力，讓逆風成為飛得更高的力量，即使隱身在機翼下，卻依舊撐起無數人的天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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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元年出生的王學海，原本在老家浙江安居樂業，還娶了妻子，但抗戰爆發後他被迫從軍，一路從抗日打到國共內戰，最終顛沛流離到了臺灣。

來臺後因部隊縮編，王學海因而退伍，並在退輔會安排下，到了位於宜蘭三星的大同農場從事開墾，當時他擔任班長，和1000多位榮民一斧一寸、一點一滴，將600多公頃的荒野化為良田，在地方墾荒數十載。

墾荒的日子十分艱苦，王學海獨自住在沒水沒電的茅草屋裡，由於來臺後沒有再娶，因此長年孤身一人，後來還是靠善心人士救濟，才幫他蓋了一間平房。然而，隨著年紀增長，生活也變得漸漸不便，民國108年更檢查出罹患攝護腺癌第四期，當時，王學海已經做好隨時離開人世的準備，沒想到過了6年依然健在，但龐大的醫療及照護支出卻成了一大問題。

在偶然的機緣下，得知了王學海先生的故事，採訪團隊便在網上發起了愛心募款活動，不但獲得社會廣大迴響，也暫時解決了王老先生的燃眉之急。

當時，王學海先生最大的心願，就是希望能在家裡好好善終，而就在募款活動後的一個月，王老先生就於家中安詳離世，享嵩壽114歲。

這一生，從打仗到墾荒，即便清苦，王學海卻始終為國盡心盡力，即便走的時候孤身一人，但最終能在家中壽終正寢，也算是了他人生最後的心願。

僅以此片紀念王學海先生，除了記錄下他的人生故事，也向眾多為國犧牲奉獻的榮民們致上最高敬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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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歲的陳月生於臺北，小時候被送去當養女，由於個性內向，小學畢業後養母又不讓其繼續讀書，因此她投入所有心力在桌球上，拚命練習，20歲時就被選上國家代表隊

「我小時候很內向，我什麼都不如人，什麼都輸人家，自從我打球以後整個人都變了，變外向！那個時候我就用打球來彌補我沒有讀書，所以我很認真，我想我一定要打得很好。」陳月說道

1958年陳月作為國家代表隊的一員前往東京參加亞運，最終拿到女子團體銅牌，回憶當年與日本對戰，陳越笑說「我比賽時不會緊張，人越多我打得越好。」但後來卻因氣喘而離開球壇。

即便年事已高，但對陳月而言，如果一輩子只能做好一件事，那便是桌球，只要不斷反覆揮拍，再多的問題都能迎刃而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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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7年11月，臺灣開放民眾可以到大陸探親，讓許多人的鄉愁得以紓解，而幕後的推手之一，正是當年的「老兵返鄉運動」，90歲的姜思章正是發起人之一。

姜思章生於浙江舟山，家中靠捕魚為生，然而國共內戰爆發後，大批國軍退守舟山群島，讓年僅14歲的他突然被抓兵來臺，上船時即便母親聞訊趕來，卻也來不及見到兒子，令他相當憤慨。

「一大堆老百姓在碼頭那哭天搶地的，說要放我的老公、放我的兒子，後來才知道，我媽媽也趕到碼頭去了，當時她還懷孕，懷著我的小妹。」姜思章說

來臺後，姜思章在空軍擔任工兵，由於性格剛烈，加上天天想家、時常抱怨自己被抓兵來臺，因而成為長官眼中的頭痛人物，1958年更因為逃兵被抓，遭判了三年徒刑，這也讓他痛定思痛，決定好好面對人生，出獄後不僅努力考上政工幹校，畢業後更在景美女中當老師長達27年。

但即便在臺灣成家立業，他的心中卻總是想家，無奈當時兩岸尚未開放，因此早在1982年，他便以到香港探親為由，輾轉回到舟山老家，見到了睽違30多年的父母。

「快要到的時候，碼頭旁邊有個鐵門，一看，我媽媽就等在那裡，等靠岸了，我第一個衝上去，我媽就衝進來，我跪在地上，抱著媽媽嚎啕大哭！」

在那個年代，有許多像姜思章一樣想返鄉探親的人，卻礙於戒嚴時期，無法與對岸親友進一步聯絡，於是1987年4月15日，一群老兵及退休公教人員組成了「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」，首任會長為何文德，姜思章不僅是發起人之一，更化名「江詩長」擔任文膽，展開了一連串街頭運動！

「我們要求，生，讓我們去奉上一杯茶；死，讓我們去現場上柱香！這不是中國人最基本的道理嘛？」姜思章表示

當時，他們身著「想家」服裝，手拿大聲公，在街頭喊出自己的訴求，同時也在金華女中舉辦音樂會，唱著《母親 您在何方》，即使多次遭到警方驅離，甚至爆發衝突，但這股「想家」的信念獲得了廣大迴響，也開始在廣大社會中逐漸發酵。

「我們在街頭發傳單的時候，有些人拿到了就嚎啕大哭，罵政府了，也有人罵我們共匪啊，可是社會慢慢地轉變為同情，因為我們站在一個最有利的地方—人心。」姜思章說

1987年7月15日，蔣經國總統宣布臺灣解嚴，3個月後，政府通過《臺灣地區民眾赴大陸探親辦法》，開放一般民眾到對岸探親，這一天，對許多人來說意義重大，因為他們等了快要40年了。

在那之後，姜思章持續從事兩岸民間運動，儘管高齡90歲，身體已大不如前，但仍想要回浙江老家探望，他用一生為自己、也為老兵爭取回家的路，也讓流離的鄉愁，終於有了歸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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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齡103歲的鄭亞倫是廣東中山人，抗戰期間在上海娶妻生子、並加入海軍，於1949年隨軍來臺，具有語言天賦的他，會講上海話、廣東話、普通話等多種方言，因此來臺後學習臺語也特別快！

退伍後他從事印刷工作，專門印製台北市中山北路一帶的酒吧入場券，當時仍是美援時期，酒吧裡都是美國大兵，聰明的交際手腕讓他賺了不少積蓄。年紀長入住榮民之家，樂於參加活動、也結交許多朋友，個性爽朗的他不愛別人叫他伯伯或爺爺，總是要對方「叫我亞倫就好。」

談起自己養生之道，鄭亞倫透露就是心平氣和，不要跟人爭吵、也不要太猶豫執著，保持一顆喜樂之心，身體自然健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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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灣就是真的很需要一個融合的社會，才能夠再進步。」

75歲的邱明琴是料理專家，也是新竹老字號乾貨「南記行」的第二代，她的父親邱炳楠長於南寮，1937年於新竹東門市場創立了南記行，起初只是間雜貨店，然而二戰爆發後，邱炳楠被徵召為臺籍日本兵，要遠赴南洋，為了避免打仗，邱炳楠後來輾轉逃到了海南島，也意外在當地學到了乾貨的經營。

「因為海南島真的有一個東門市場，也是一條乾貨街，他們那時候南北乾貨的技術已經非常成熟，所以我父親在那裡生活一段時間後，就把這些乾貨經營帶回了新竹，南記行就開始賣很多外頭看不到的東西。」邱明琴說。

身為家中老么的邱明琴，儘管對父親早期經歷所知不多，但從小就要南記行去幫忙，像是處理海參，一桶一桶泡在冰水裡，冬天雙手伸進去摸，手都被凍得張不開，而且當時販賣來自對岸的乾貨，還會被罰。
。

「當時來自中國大陸的會被稱為『匪貨』，像是紅棗跟枸杞，販售一定會被罰，所以每次有人要來檢查時，我們都會趕快把這些乾貨藏起來。」邱明琴笑道。

1949年國民政府遷臺後，新竹除了原有的閩南及客家人外，也蓋了不少眷村及軍事基地，於是包羅萬象的乾貨，讓南記行成了文化交流的大本營。

「當時很多伙房兵或餐廳大廚來下單，我媽媽就會跟他們請教食材跟作法，然後再跟眷村或客家的太太們分享，比方梅干菜有哪些新作法。」

也因為這樣，邱明琴從小跟著母親燒得一手好菜，由於店裡也時常接觸軍人及眷屬，所以父親也對老兵們特別照顧，逢年過節，家裡一定有兩三桌是留給老兵們吃飯，就連邱明琴自己的學生時代，也常跟眷村的孩子玩在一塊。

「我以前是田徑隊，有時候下課就跟同學溜去眷村裡吃牛肉麵，而且很特別的是，外省家庭裡很多是爸爸媽媽輪流煮飯，這點跟本省家庭很不一樣。」

從小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，讓邱明琴深感臺灣是個多元的社會，因此包容及團結格外重要。

「像我爸爸還被日本人抓去打仗對吧？那我們要仇恨日本人一輩子嗎？不應該，你去追溯我家的歷史，也是從對岸來的啊。所以為什麼要有這些民族的爭論呢？」

好的世代是沒有內鬥的，邱明琴堅信，唯有團結，臺灣才能夠再進步。

儘管，南記行在2009年熄燈，結束了長達72年的經營，但小小一間乾貨行，見證了地方興衰，更成為省籍融合的樞紐，而她也會繼續以包容接納、融合創新的態度，烹調出屬於她心中的臺灣滋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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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近百歲的趙修禮曾是一名新聞記者，不但跑過戰地新聞，更在許多報社待過，靠著一支筆勇闖天下，然而他卻認為，這一切都是大時代下的身不由己。

祖籍安徽合肥的他，童年時就遭遇接二連三的旱災，家中的土地後來更是被共產黨徵收，生活十分艱苦，為了討公道，趙修禮努力讀書想求得更多知識，戰亂中，他只得流亡到南京讀書，沒想到根本無法好好上課。

「當時學校裡若你的教授是共產黨的，到國民黨這個班裡上課，學生就不准你上課、阻擋你，共產黨學生也是一樣的，會阻擋國民黨的教授，所以每天上課就開始打架。」趙修禮回憶道

1949年，眼見局勢越來越混亂，趙修禮決定到臺灣避難，在上海搭船時，老家的母親特地從安徽趕來，要他別去臺灣，但一切都太遲了。

「我媽媽說，你出去以後做事，法官不要當、律師不要當、情報人員不要當，都是勾心鬥角的玩。就這樣的，一邊講話一邊揮手…」談起當時的離情依依，趙修禮眼眶泛紅。

只是，隻身一人來臺，人生地不熟，要找工作並不容易，所幸在南京讀過大學，文筆也不錯，因緣際會之下，竟意外到了澎湖防衛司令部任職，並擔任司令官李振清的機要秘書。

「司令官每個禮拜天週會，都會跟他們澎湖軍隊訓話，要演講，所以我每個禮拜要供他一次稿子，他喜歡演講罵那些共匪。」

在李振清的訓練之下，趙修禮一邊當秘書，同時兼任新聞官。1949年11月，他更利用工作之餘，私下創辦了報紙。當時，他每天拿100張紙，從文稿撰寫、油印、派報通通自己來，沒想到發行之後，竟意外受歡迎，但畢竟是偷偷辦報，又正值戒嚴時期，沒多久就被抓包。

「澎防部裡面的辦公人員，發現到這個白紙怎麼越來越少了，這件事被發現之後按道理是要槍斃的，結果司令官卻覺得這報紙很重要，不但沒有處分而且還獎勵我。」趙修禮說

之後，澎防部開始發行《每日新聞》，後來又與《軍聞報導》、《勵志日報》兩報合併，並於1949年11月創立了《建國日報》，起初規模並不大，但趙修禮透露，某一年蔣中正到澎湖視察，正好遇上颱風回不去本島，就在此時，《建國日報》成了蔣總統得知本島新聞的消息來源，他不僅大力讚賞，更當場批了500萬經費，於是建國日報便擴大營運，在澎湖長達48年。

這段期間，趙修禮也在澎湖娶妻生子，為了養家賺錢，1960年他轉調臺北的軍聞社工作，一度被派駐到金門擔任戰地特派員，曾隨蛙人部隊潛入廈門採訪，同時也在臺灣本島四處兼職採訪，長年來回奔波，讓他忙得焦頭爛額，但為了生活，他不得不提筆寫稿。

從事新聞工作數十年，他不忘讀書的初衷，不但陸續到師大及文化大學進修，後來更擔任就國團顧問，參與創辦了知名的「張老師」機構。然而，在臺灣安居樂業同時，趙修禮時常想起在老家的母親，兩岸開放後，他終於回到安徽，見到了闊別50年的老母親。

「就是哭，沒別的。幾十年沒見面了。」言語中充滿深深的遺憾

從流亡學生、到新聞記者，趙修禮靠著紙筆闖出一片天，看似豐富的人生閱歷，他卻感嘆這一切都是命運的無奈。

「我們這一代是最苦的一代，有理說不出來，有話也說不出來，就是為了生活 我才不得不寫稿，走上了新聞這條路。」

而今即將滿百歲，在榮家生活的趙修禮，仍常常提筆寫字、閱讀書籍，曾經走過的大風大浪，在他的笑容之下已變得雲淡風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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搶救遷臺歷史記憶庫
透過無數真實經歷口述影音，還原大時代的離合悲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