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5歲的王春貴曾是國軍藝工隊成員，她和另一半徐建民相識於金門前線，歷經了八二三砲戰的漫天烽火，促成了一段轟轟烈烈的戰地情緣。

生於日治時期的彰化北斗，爸爸是地主，王春貴從小家境富裕，身為老么，從小備受疼愛，甚至一度還被日本軍官收為養女，取名為「春子」，她的中文姓名王「春」貴就是由此而來。

臺灣光復後，王春貴開始上學，由於聰明伶俐，在父母栽培之下一路念到了高中，更成為校園裡的風雲人物，高中時由於參加話劇演出，開啟了她對表演的好奇心，某次參加比賽，更因緣際會加入了國軍藝工隊。

「有次我參加一個跳舞比賽，對方看到了就問我要不要參加藝工隊，我問藝工隊有什麼好處？他說可以有薪水領、每個月還有米鹽等補給、 還可以到外島去唱歌跳舞…我就去參加了。」王春貴說

1957年，年僅16歲的王春貴考上國軍藝工隊，隨即分發至小金門的第九師，當時師長為郝柏村，為了慰勞前線作戰的士兵，藝工隊得經常四處表演，她也因此跑遍了金門、馬祖，能歌善舞的王春貴，當時可是第九師的台柱，深受歡迎，不但取了藝名「王伊妮」，每天還收到一大堆情書。

「每一個師裡面都有一個藝工隊，一個月30天差不多要演出兩週，當時阿兵哥一聽藝工隊來了，吃完晚飯就帶個凳子，坐在舞臺前，差不多6點半就開始演出，他們都知道我們住哪，每天早上起來，那個情書都多到掉下來！」王春貴開心說道

徐建民當時是第九師的政戰官，負責管理藝工隊，兩人雖沒有太大交集，卻互有好感，1958年8月23日，砲戰當天，她一如往常在金門料羅灣旁，準備上台表演，怎料突然其來「砰」的一聲，戰爭就此發生。

「傍晚6點半，大家都準備好了要上臺，那個工作人員就報幕說『親愛的長官們，很高興我們今天來到這個地方…砰！』當時我們以為是人家在放鞭砲還是什麼，後來就有人講『快跑！』我們就趕快跑去防空洞躲起來。」王春貴回憶

砲火中，王春貴與藝工隊成員，在防空洞躲了長達四天，徐建民當時人在小金門，在各方消息都被封鎖下，他突破層層難關，想辦法將藝工隊員們安全撤出，順利返回小金門基地。

「當時有個叫成功隊，是蛙人部隊，四艘成功隊小船、還有一艘大船來把我們接回去，從防空洞一出來就是跑，一個女孩子兩個充員兵架著，就架到那個小船裡去了。」

隨著砲戰越演越烈，軍方後來決定把藝工隊先送回臺灣本島，但當時金門砲如雨下，加上尚義機場已經被炸毀，想要離開可沒這麼簡單，但在徐建民努力安排下，一行人最終仍搭上飛機驚險逃出，那也是王春貴此生最難忘的經驗。

「那個運輸機裡面，只有半邊臉的、沒有手沒有腳的…他們都(坐)在前面，飛機上我們這幾個女生就變成臨時看護，那個臉啊血啊，我們就幫忙擦！我回來臺灣的時候，大概兩 三個月我都做噩夢，聽到飛機聲音就會怕，現在每次823靠近的時候，我都很難過就是了。」王春貴哽咽說道

回到臺灣後，徐建民開始與王春貴通信，後來更展開了熱烈追求，儘管男方比女方大了14歲，但徐建民外型挺拔，又深受郝伯村重用，再加上他時常對丈母娘獻殷勤，慢慢收服了女方的心。

「我媽媽喜歡那個小金門的螃蟹，人家買都是一小袋，徐建民他買了一大箱寄來家裡，還有那時候蘋果好貴啊，他也一天到晚買蘋果來，我就笑他說，你用蘋果跟蟹腳把我媽買通了。」

從花樣年華，到白髮蒼蒼，兩人在金門前線相識相戀，歷經戰火洗禮，譜出一段溫馨的羅曼曲，如今兩人在臺中與兒孫同住，儘管常常吵架鬥嘴，但老來伴伴依舊如昔。

遠見‧天下文化創辦人、資深出版人高希均於2026年8月6日辭世，享耆壽90歲，其一生奉獻於教育、出版、媒體與公共政策，對國家社會有著卓越貢獻。

1936年生於南京，高希均的父親為軍官，1949年自上海遷臺，一家人落腳在臺北龍華新村，高希均來臺時年僅13歲，眷村生活雖清苦，但他喜愛念書，高中畢業後考上臺灣省立農學院農經系(現中興大學)，1959年又赴美留學，父親當時為了替他籌措費用決定自軍中退伍，以退休俸供他出國，而高希均也很爭氣，到了美國後靠著獎學金，每個月寄30塊美金回臺灣，反而讓父親成為村子裡收入最高的人，在眷村裡蔚為話題，也成為典範，造成不少眷村子弟後來也努力念書、出人頭地。

1964年於密西根州立大學博士畢業後，高希均便在美國任教，曾當選美國最傑出教育家，1969年起，先後擔任行政院各部會顧問、臺大商學院客座教授，積極參與國家經濟政策研究與規劃；1981年起更與媒體人陸續創辦「天下雜誌」及「遠見雜誌」，對臺灣社會影響至深。

「搶救遷臺歷史記憶庫」有幸在2018年時專訪高希均教授，記錄下他的遷臺歷程與眷村時期的種種回憶，僅以此片緬懷這位偉大的經濟學者、教育家，他所留下的卓越思想，將永遠引領著後人前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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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過無數真實經歷口述影音，還原大時代的離合悲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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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8年出生的趙文藝，是中華民國第一屆女性立委，歷經過抗日、內戰，烽火的洗禮使得她成為愛國知識份子，更勇於向時代發聲，實踐對文化與教育的理念，不僅有「文藝界老佛爺」稱號，更是文教界著名的女鬥士。

生於陜西城固，由於父親是名醫，家中無論男女皆盡力栽培，因此自幼聰慧的趙文藝，讀中學時就有「才女」之稱，也熱愛文學，然而隨著父親早逝、家道中落，趙文藝就讀高中時，就與另一半張振蜇結婚。

先生張振蜇同樣出生書香世家，結婚時還在就讀大學，但即便婚後需要打點家務，趙文藝始終沒放棄念書，1938年她更考進西北聯大的師範學院，成為縣城裡首位上西北聯大的女生，然而抗戰爆發後，她的愛國之心也被激起。

「蔣夫人當時號召所有婦女上廬山，我母親就上去了，那時候抗戰她們有去演話劇，要那個日本兵不可以打中國人，那時候日軍空襲我媽媽曾流掉了一個小孩，所以她也決定，抗戰若不勝利她就絕不懷孕。」趙文藝小女兒張立雪說。

抗戰勝利後，趙文藝一邊教書，同時也積極參與公共事務，後來更被推舉為第一屆女性立委候選人，儘管當時沒選上，卻在國共戰火中順利遞補上空缺，並於1949年以公職身份，和丈夫及大女兒來到臺灣。

抵臺後，趙文藝帶著強烈的使命感擔任立委一職，尤其從政生涯中，特別關心兒童福利與教育問題，更堅守著中華文化的傳統。

「她是非常嚴肅的一個人，任何事情都從教育的觀點去看，像當時的情歌流行歌，她認為那叫靡靡之音。她的想法好像中國自古的戲臺，就是在教忠孝仁義
，那個淨化歌曲就是她搞出來的。」大女兒張立雪回憶道

對趙文藝而言，文化必須兼具教育功能，不能只是娛樂消遣，也因此在1970年代，她曾經接獲家長投訴，家中孩子因沉迷布袋戲想要上山學藝，當時她便聯絡時任新聞局長宋楚瑜，要求在推行國語的政策下，臺灣應該減少布袋戲的播放時段。

「宋楚瑜後來選總統時，就被人家說『他殺了那個史豔文』，然後我就說不對！ 史豔文是我娘殺的，宋楚瑜背了黑鍋。」小女兒張立雪笑說。

但儘管個性雖然強悍，趙文藝的文筆卻清麗醇厚，她曾撰寫過許多文學作品，裡頭充滿濃濃鄉愁、也表達著對國家社會的期許與熱愛。兩岸開放後她曾數次返鄉探親，但母親已不在人世，兄弟姊妹更淪為黑五類，遭到共產黨批鬥。

「我大舅本來是國民黨的書記，後來他勞改完了回到老家，才發現我外婆早就過世了。不能夠陪伴她們的父母老去，這是她們那一代最大的遺憾，她們是歷史的犧牲品。」大女兒張立禮感慨地說。

1991年，隨著國會改選與修憲，趙文藝結束了43年的從政生涯，但她在政壇及文藝界的成就，仍深深影響著後人，尤其對張立禮、張立雪來說，母親一直都是她們的偶像。

「她給我最大的遺產就是她的身教，她是永遠不放棄的一個鬥士。我媽媽其實每次跟我講，妳做事情，盡力就好！」

歷經戰亂，使得趙文藝的人生與國家同在，即便結束了43年的從政生涯，卸下公職後仍致力於寫作與教育，直到2014年辭世，以近百歲高齡辭世。

她是勇於發聲的新時代女性，也是戰亂中的愛國知識分子，身影雖已遠去，但一生奉獻給教育，其理念始終不曾消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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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歲的曹惠美，是前中廣資深播音員，字正腔圓的她常被聽眾猜測來自哪裡，殊不知，她的家鄉在南投，由於日治時期父親被派到北京工作，因此，曹惠美生於北京，更講得一口流利的京片子。

抗戰勝利後，曹惠美全家回到臺灣，並住在臺中，當時臺灣剛光復不久，正推行國語教育，這也讓曹惠美與姊姊被邀請到臺中師範附小上學，還成了師長眼中的「國語模範生」，然而在家裡父親卻不准他們說臺語。

「回來臺灣以後，不知道為什麼我爸不許我們說臺語，所以我們全家到現在都說國語，我跟我姊臺語是偷偷學的，我們倆說臺語都偷偷的說。」曹惠美回憶

也因為流利的口條，曹惠美從小就到處參加演講比賽，還曾獲選為優秀青年代表。高中畢業後，為了幫忙家計，在偶然的機會下，她進入了中廣臺中台，意外開啟了廣播之路，回想初期，曹惠美常被播音系統搞得手忙腳亂，但最讓她印象深刻卻是戒嚴時期的各種「禁忌」。

「有警總禁的、有文化局禁的，當時有很多禁歌，本來《綠島小夜曲》也要禁唱，歌詞裡有什麼在月夜裡飄啊飄啊、小船飄啊飄(暗諷政局不安)，這些都不行，還有一首什麼《一樹桃花千朵紅》，播了一次就不許再播了，因為「千朵紅」啊！」曹惠美笑說

由於聲音清亮，主持風格又活潑，曹惠美很快就以新人之姿，成為中廣臺中台的當紅明星，也成了阿兵哥心裡的夢中情人，不但每天有收不完的信件禮物，還多次到離島勞軍，當時甚至鬧出了不少笑話。

「有一天我在金門，晚上大家坐在那聊天，我就拿著手電筒照到上面去，旁邊人馬上說『不能照上面！』太亮，人家對岸會看見，那時候哪裡懂！」

也是與廣播的緣分，讓曹惠美遇見了另一半！先生曹鴻慶是軍人，也是她電台的粉絲之一，當時是清泉崗基地的裝甲兵上尉，兩人同姓，加上個性契合，交往一年多便決定結婚，而婚後的曹惠美，邊顧小孩邊投入電台工作，更兩度獲得金鐘獎的殊榮。

回想當年，誤打誤撞成為播音員，卻沒料到廣播會替她人生帶來這麼多美好回憶，家在南投、生於北京，隨後又在臺中用聲音陪伴大家，時代的契機，造就了曹惠美的不凡人生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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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8年底，隨著國共戰火延燒，國民政府後來將故宮文物分三批運往臺灣，並集中安置在霧峰北溝，直到1965年11月，故宮博物院才在臺北士林外雙溪正式復院。

高齡102歲的陳眼，是臺中霧峰人，也是故宮博物院少數僅存的資深技工，他40歲時進入北溝故宮工作，一開始負責打掃清潔，對於北溝時期的故宮印象深刻，當時環境雖克難，但故宮國寶仍吸引不少外賓來訪，印象最深的便是伊朗國王來訪時的盛況，甚至還為此臨時蓋了一條路，在附近的學校也飼養了孔雀為了迎賓。

1965年故宮博物院遷往臺北後，陳眼也跟著到士林外雙溪，並在器物處擔任技工一職，工作內容便是文物的存放擺設與管理，他回憶，器物處當時為故宮最大的單位，包含了瓷器、銅器、玉器與雜項等四大類，遇到要展覽或有外賓來訪，便要去庫房裡將文物拿出來，由於每個物件都十分珍貴，工作要求也特別嚴格。

他回憶，曾經有位日本人來看一個陶瓷杯，看完後說要出一億來買，陳眼趕緊回覆對方「這些文物都有身份證的，不可能對外販賣」；印象最深的，還有故宮藏品「象牙雕陞官圖牌」，由於超過100件圖牌大大小小堆疊一起，在取出跟展示時得格外小心

在故宮博物院工作20年，直到退休，陳眼見證了文物在臺灣的遷徙歷程，更對故宮人以性命典守文物感到佩服，以身為故宮的一份子為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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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3歲的曾金鵬，生於日治時期的龍潭客家庄，四歲時由於二戰爆發，動不動就要躲避空襲，因此小學畢業後便沒有再繼續升學，10歲左右就到叔叔開設的中藥行當藥童，從切藥、曬藥開始，努力學習相關知識，20歲便獨當一面開始配藥。

當時，臺灣醫藥尚未發達，許多百姓又因為窮苦沒錢看病，因此不少居民會去龍潭當地著名的龍元宮，向神農大帝求「藥籤」，形成獨特的藥籤文化。男女的籤桶各有100號，向神明敘述病徵後，再求籤擲筊，最後再拿著籤詩到藥行裡拿藥，據說十分靈驗。

曾金鵬早年開設藥行時，就接了不少藥籤，儘管後來隨著衛生局禁止及醫療普及，藥籤文化逐漸沒落，但曾金鵬的藥行仍保留了大量的手寫籤詩，以及早期的藥剪、藥船碾槽等珍貴器具，宛如中藥行的活字典。

如今，龍元宮的廟火依然興盛，而曾金鵬仍跟小女兒一塊經營著藥行，從日治到光復，小小的店幾十年來一直秉持著客家人的腳踏實地，守護著龍潭居民，而曾金鵬始終孜孜不倦，守護著藥籤文化，也認為誠信與善意，永遠是最睿智的人生藥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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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礦，曾是臺灣經濟發展幕後的重要功臣，而位於猴硐的瑞三煤礦，從日治時期便大規模開採，全盛時期每日都有超過500名礦工進坑，為北臺灣礦業文化極為重要的一環。

生於猴硐的周朝南，父母及兄弟姊妹全是礦工，他從小就很會念書，還考上基隆一中，但17歲那年卻因為父親受傷，不得不幫忙家計，自此開啟了在坑道內搏命的黑金人生。

「以前男女礦工非常不平等，男礦工如果能賺100塊，女礦工只能賺60塊而已，我當時想阿母這樣會做到死，我就跟她說，那我不要讀書了，我去幫妳作工，我媽還反對說『你不要當礦工，都是沒有用的人才會去當礦工。』」周朝南回憶

再不甘不願，為了生計，周朝南仍踏上挖礦之路，只是每天在漆黑狹窄的坑道內，必須忍受高溫潮濕，以及可能隨時會坍塌的風險，每次進去工作都像在搏命。

「你看溫度高、濕度高，煤礦是黏得要命，我也沒辦法穿衣服，都打赤膊，所以身體都會被煤炭磨擦得遍體鱗傷，岩盤在挖掘過程當中，如果沒做好支撐，砰一聲就壓下來，命就沒了，所以說礦工一早來上班，臉上是沒有笑容的，只能在進去前一直抽菸，彷彿這一口菸就是我人生的最後一口菸。」周朝南說

在礦坑工作四十多年，周朝南曾多次目睹各種生離死別，印象最深的便是民國73年的礦災，因火災造成釀成百人死傷，周朝南當時幫忙去坑道內搶救，但看到的景象宛如人間煉獄。

「我們形容那就像原子彈爆炸，你看到那個慘狀，你會很傷心呢！剛開始找很難找人，第五天以後就靠屍臭去尋人，人清出來時肚子已經破掉、腸子跑出來，怎麼辦？把它裝回去啊！臺灣礦工的習俗，如果在礦坑裡面死掉了，你不把他抱出來，如果用擔架或礦車把他載出來，他的靈魂會留在礦坑裡面啊！所以我常說煤炭是用礦工的鮮血生命去換出來的。」

隨著一次次災變、以及能源轉型，礦坑後來漸漸沒落、礦工數量也急遽減少，但周朝南心中總對這份工作有著使命感，因此他開始搜集過往的照片及器具，將早期礦坑內的珍貴歷史保存下來，後來更成立了「猴硐礦工文史館」，展示著早期挖礦的生活及各種工具，自己跟妻子則是解說員。

「這些文史文物，本來日本人要跟我買1000萬，我沒有賣給他，我要留給臺灣政府，這是我們臺灣的經濟發展過程，也是我礦工6000多個朋友犧牲掉換來的 僅存的一些歷史紀錄。」

如今周朝南守護著煤鄉的記憶，也持續訴說那些埋藏在地底的故事，讓礦工的身影在時代更迭中能被重新看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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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4歲的管玉成是一名空軍少將，也是我國軍機修護的後勤英雄，比起前線飛官，他靠著雙手撐起天空的後盾，是空軍戰力不可或缺的角色，然而榮光背後卻有著一段戰亂流徙的經歷。

生於山東荷澤的他，由於家中經營酒廠，生活還算優渥，但抗日戰爭爆發後迎來巨變，日軍不僅佔領家鄉、燒殺擄掠，家中的酒廠也因此無法經營，但戰火中，他與日本人有了另類接觸。

「我們家的屋子，當時曾租給一家日本商人住，那個日本人很喜歡我，他就教我講日語啊，所以這個日文字母到現在我還都背得出來」管玉成說。

戰亂中，父親堅持要讓孩子受教育，所以管玉成光小學就讀了兩所才畢業，只是隨著國共內戰逐漸升溫，1948年他因而成了流亡學生，開啟了跟著學校逃難的日子，從山東、南京一路南下，流徙的日子苦不堪言。

「路上什麼吃的都沒有，我最苦的時候還吃過白紙，每天身體發冷發熱，身上還長了疥瘡….每往向南走一步，我就哭一下，因為離家又更遠了，到最後一直走到福建，到了廈門我就知道『完了！我這輩子回不了家了』。」管玉成回憶。

1949年10月，管玉成在混亂中擠上了船，到了臺灣，抵達高雄時，看著人們穿著木屐、說著日語，一瞬間他還以為到了日本，然而抵臺後學校早已解散，他在高雄街頭四處流浪，過著乞丐般的生活，直到後來才進入臺南的汽車廠工作，但他並沒有忘記要繼續念書，還憑著一己之力考上了臺南一中。

「我報名的時候就跟他講，我是從大陸來的流亡學生，我什麼證件也沒有，他給我報名，我就考進去了！校長是廣東人，特別批准我免學雜費，我很感恩他，所以我很用心讀書，在學校功課很好。」

高中畢業後，管玉成考上空軍機械學校，畢業後分發至第五大隊，開啟了漫長的飛機修護生涯，在桃園機場一待25年，由於個性嚴謹又吃苦耐勞，很快就受到重用，八二三砲戰爆發時，他不分晝夜整備75架F-86戰鬥機，更維持高妥善率，是空軍戰力不可或缺的幕後英雄。

1962年，解放軍飛行員劉承司駕駛著米格-15飛至桃園機場投誠，當時管玉成不但目睹這一切，更參與軍機的調查處理，立下功績，種種表現，讓他一路從少尉升至少將，還曾擔任後勤司令部參謀長。

回首過去，儘管一生遭遇許多苦難，但管玉成對於能在臺灣落地生根，心中充滿感恩，唯一的遺憾就是沒能好好孝敬父母。

從流亡學生到空軍少將，管玉成憑藉著毅力，讓逆風成為飛得更高的力量，即使隱身在機翼下，卻依舊撐起無數人的天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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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元年出生的王學海，原本在老家浙江安居樂業，還娶了妻子，但抗戰爆發後他被迫從軍，一路從抗日打到國共內戰，最終顛沛流離到了臺灣。

來臺後因部隊縮編，王學海因而退伍，並在退輔會安排下，到了位於宜蘭三星的大同農場從事開墾，當時他擔任班長，和1000多位榮民一斧一寸、一點一滴，將600多公頃的荒野化為良田，在地方墾荒數十載。

墾荒的日子十分艱苦，王學海獨自住在沒水沒電的茅草屋裡，由於來臺後沒有再娶，因此長年孤身一人，後來還是靠善心人士救濟，才幫他蓋了一間平房。然而，隨著年紀增長，生活也變得漸漸不便，民國108年更檢查出罹患攝護腺癌第四期，當時，王學海已經做好隨時離開人世的準備，沒想到過了6年依然健在，但龐大的醫療及照護支出卻成了一大問題。

在偶然的機緣下，得知了王學海先生的故事，採訪團隊便在網上發起了愛心募款活動，不但獲得社會廣大迴響，也暫時解決了王老先生的燃眉之急。

當時，王學海先生最大的心願，就是希望能在家裡好好善終，而就在募款活動後的一個月，王老先生就於家中安詳離世，享嵩壽114歲。

這一生，從打仗到墾荒，即便清苦，王學海卻始終為國盡心盡力，即便走的時候孤身一人，但最終能在家中壽終正寢，也算是了他人生最後的心願。

僅以此片紀念王學海先生，除了記錄下他的人生故事，也向眾多為國犧牲奉獻的榮民們致上最高敬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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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歲的陳月生於臺北，小時候被送去當養女，由於個性內向，小學畢業後養母又不讓其繼續讀書，因此她投入所有心力在桌球上，拚命練習，20歲時就被選上國家代表隊

「我小時候很內向，我什麼都不如人，什麼都輸人家，自從我打球以後整個人都變了，變外向！那個時候我就用打球來彌補我沒有讀書，所以我很認真，我想我一定要打得很好。」陳月說道

1958年陳月作為國家代表隊的一員前往東京參加亞運，最終拿到女子團體銅牌，回憶當年與日本對戰，陳越笑說「我比賽時不會緊張，人越多我打得越好。」但後來卻因氣喘而離開球壇。

即便年事已高，但對陳月而言，如果一輩子只能做好一件事，那便是桌球，只要不斷反覆揮拍，再多的問題都能迎刃而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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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7年11月，臺灣開放民眾可以到大陸探親，讓許多人的鄉愁得以紓解，而幕後的推手之一，正是當年的「老兵返鄉運動」，90歲的姜思章正是發起人之一。

姜思章生於浙江舟山，家中靠捕魚為生，然而國共內戰爆發後，大批國軍退守舟山群島，讓年僅14歲的他突然被抓兵來臺，上船時即便母親聞訊趕來，卻也來不及見到兒子，令他相當憤慨。

「一大堆老百姓在碼頭那哭天搶地的，說要放我的老公、放我的兒子，後來才知道，我媽媽也趕到碼頭去了，當時她還懷孕，懷著我的小妹。」姜思章說

來臺後，姜思章在空軍擔任工兵，由於性格剛烈，加上天天想家、時常抱怨自己被抓兵來臺，因而成為長官眼中的頭痛人物，1958年更因為逃兵被抓，遭判了三年徒刑，這也讓他痛定思痛，決定好好面對人生，出獄後不僅努力考上政工幹校，畢業後更在景美女中當老師長達27年。

但即便在臺灣成家立業，他的心中卻總是想家，無奈當時兩岸尚未開放，因此早在1982年，他便以到香港探親為由，輾轉回到舟山老家，見到了睽違30多年的父母。

「快要到的時候，碼頭旁邊有個鐵門，一看，我媽媽就等在那裡，等靠岸了，我第一個衝上去，我媽就衝進來，我跪在地上，抱著媽媽嚎啕大哭！」

在那個年代，有許多像姜思章一樣想返鄉探親的人，卻礙於戒嚴時期，無法與對岸親友進一步聯絡，於是1987年4月15日，一群老兵及退休公教人員組成了「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」，首任會長為何文德，姜思章不僅是發起人之一，更化名「江詩長」擔任文膽，展開了一連串街頭運動！

「我們要求，生，讓我們去奉上一杯茶；死，讓我們去現場上柱香！這不是中國人最基本的道理嘛？」姜思章表示

當時，他們身著「想家」服裝，手拿大聲公，在街頭喊出自己的訴求，同時也在金華女中舉辦音樂會，唱著《母親 您在何方》，即使多次遭到警方驅離，甚至爆發衝突，但這股「想家」的信念獲得了廣大迴響，也開始在廣大社會中逐漸發酵。

「我們在街頭發傳單的時候，有些人拿到了就嚎啕大哭，罵政府了，也有人罵我們共匪啊，可是社會慢慢地轉變為同情，因為我們站在一個最有利的地方—人心。」姜思章說

1987年7月15日，蔣經國總統宣布臺灣解嚴，3個月後，政府通過《臺灣地區民眾赴大陸探親辦法》，開放一般民眾到對岸探親，這一天，對許多人來說意義重大，因為他們等了快要40年了。

在那之後，姜思章持續從事兩岸民間運動，儘管高齡90歲，身體已大不如前，但仍想要回浙江老家探望，他用一生為自己、也為老兵爭取回家的路，也讓流離的鄉愁，終於有了歸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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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齡103歲的鄭亞倫是廣東中山人，抗戰期間在上海娶妻生子、並加入海軍，於1949年隨軍來臺，具有語言天賦的他，會講上海話、廣東話、普通話等多種方言，因此來臺後學習臺語也特別快！

退伍後他從事印刷工作，專門印製台北市中山北路一帶的酒吧入場券，當時仍是美援時期，酒吧裡都是美國大兵，聰明的交際手腕讓他賺了不少積蓄。年紀長入住榮民之家，樂於參加活動、也結交許多朋友，個性爽朗的他不愛別人叫他伯伯或爺爺，總是要對方「叫我亞倫就好。」

談起自己養生之道，鄭亞倫透露就是心平氣和，不要跟人爭吵、也不要太猶豫執著，保持一顆喜樂之心，身體自然健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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